粟明上午到了红河坝村，中午在晏道理家里喝酒，一人对两人，把村长、支书灌得大醉。他的头也微微有些昏眩，看到侯卫东，道：“找我有事吗？走，到家里去说。”
到了家，粟明就靠在沙发上，眯着眼休息了几十秒，才道：“卫东有什么要紧的事情？”他分管公路建设，知道侯卫东为了上青林费尽了心力，赵永胜那天的态度实在不应该。更难得的是，侯卫东受到如此待遇，并没有消沉，仍然坚持在施工现场。经过此事，他对侯卫东再高看了一眼。
听了侯卫东的请求，粟明皱着眉头，道：“又要贷款？”
侯卫东道：“刘维的工程款还差五千。另外，我还想贷款支付一些预付款。”
粟明道：“若在以前，这事也好办，我给黄卫革说一声，办了手续就能取钱。不过，镇里最近成立了一个财经监督小组，由赵书记任组长，凡是开支在五千元以上的款项，要同时有财经监督小组组长和秦镇长的签字才能够报销，基金会的相关手续也同样办理。”他把话挑明了：“赵书记对你有误会，如果是以你的名义贷款，恐怕通不过。”
历来都是镇长一支笔审批，赵永胜弄一个财经监督小组，实际上是把秦飞跃最重要的财权限制了。听闻此语，侯卫东知事不可为，怏怏而回。
他漫无目的地在下青林场镇走来走去，把自己认识的人全部过了一遍。他认识的人极其有限，无人能帮他解决这部分资金。突然，他想到了远在广州的蒋大力，连忙找了一个公用电话，照着他上次留的电话打了过去，电话接通，却无人接听。
有了救星蒋大力，他看到了希望。侯卫东没有在下青林场镇久待，回了上青林，他没有耽误，真奔院子角落的邮政代办点。
蒋大力的电话仍然无人接听。
侯卫东隔几分钟打一个，连打五个，仍然无人接听。此时已接近7点，按正常时间，小佳已经离开了办公室，找不到蒋大力，侯卫东顺手给小佳打了过去，谁知小佳仍在办公室。
“侯卫东，你到底在忙什么？昨天为什么不给我电话？”每当小佳假装生气的时候，总会直呼其名。
侯卫东心里装着太多的事情，昨天真是忘记给小佳打电话了，连忙道：“昨天喝醉了，今天早上才起来。”这个谎话说得极为自然，一点破绽都没有。说完之后，侯卫东也吃了一惊，心道：“现在怎么了，说起谎话来滴水不漏。”
小佳火气就没了，心疼地道：“老公你要少喝点酒，注意身体。我们办公室有一个老同志，年轻时喝得太多，前几天被查出来得了肝硬化。我们幸福生活才刚刚开始，一定要保护身体。”
“以后我一定小心。”
小佳唠叨了一会儿，才道：“昨天吃饭之时，步主任表扬了我写的发言材料，准备给我正式办调动。今天组织处金处长找我谈了话，随后就要发调令。”
侯卫东当然替小佳感到高兴，对自己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更是痛彻心扉，道：“到了建委，你一定要珍惜工作岗位，好好干，千万别和领导对着干，别去掺和领导之间的矛盾。”
小佳不知侯卫东是有感而发，随口道：“我当然努力，现在都在加班写材料。”
和小佳聊了几句，看着计时器到了2分50秒，侯卫东连忙说了几句亲热的话，就挂断了电话。刚好是2分59秒，只算3分钟的钱，若过了2秒就要算4分钟了，如今手头拮据，侯卫东开始从点滴节约。
刚刚放下话筒，电话就响了起来，杨新春道：“侯卫东，是广州的号码。”
“东瓜，你终于想起我了，主动给我打电话。”
侯卫东喜出望外地道：“光头，有事找你，你是我唯一的救星了。”电话另一头，蒋大力心情不错，高兴地道：“东瓜，有屁快放，不要绕弯子。”
“我在上青林独石村办一个石场，已经和交通局谈好了一个供应片石和碎石的合同。现在还差约两万块钱的运转费用，你有钱没有，先借给我，估计半年之后能够还你，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来算。”
蒋大力在电话里破口大骂：“狗日的，学了点法律就用在了兄弟身上。你别忘了，老子也是学法律的，你的账号是多少？我明天就给你打两万过来，有钱就还，无钱就算球了。”他在广州当医药代表，目前已打开了局面，这个月赚了近十万，听说侯卫东要借两万，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放下了电话，侯卫东高兴之后又陷入了沉思：“蒋大力看来真是有钱了，我与其在上青林开石场，还不如到广州去闯荡一番，也好成就一番事业。”想到“事业”两个字，他心里特别黯淡：“读书时代的远大理想真是虚无缥缈，事业有成，什么叫事业，什么又叫有成？”
远在广州的蒋大力果然是守信人，钱很快就到了侯卫东账上，而且不是两万，是三万。
蒋大力说得很直白：“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天在酒吧等娱乐场所泡着，专门陪医院的头头脑脑们花天酒地。除了毒品不沾，吃、喝、嫖、赌四毒俱全，赚钱快，花得更快，这三万对我来说算不得什么，就算是支持好兄弟创业。”
而对于侯卫东来说，这三万是真正的雪中送炭。三万元在手，他大大松了一口气，不过他并没有一下就把这三万元拿出来。芬刚石场毕竟是合伙企业，他和曾宪刚的权利和义务是相等的，按照侯卫东的想法，两人利润平分，曾宪刚必须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不能因为困难就减少了责任。
侯卫东找到曾宪刚道：“我回家又借了一万，家里也没有钱了，你还是要多想办法。基金会的宗旨就是服务当地村民，你直接去找粟镇长，请他出面帮你贷款。”
曾宪刚原本指望着侯卫东再找来两万元支撑局面，没有想到他只取到一万。前期投入了这么多，他没有退路了，终于下定了决心，道：“为了开矿，我已经把所有家产全部搭进去了，现在只有拼了。我和黄卫革有些交情，我直接去找他。”
他是第一次办企业，一下子投入这么多，心里实在没有底。但是他相信侯卫东一定能想着办法把石场搞活，也就孤注一掷。
曾宪刚找黄卫革贷款，尽管是熟人，前前后后还是花了一个星期时间。侯卫东还特意借了五百块钱给很是困窘的曾宪刚，让他请客吃饭。最后从基金会贷下来一万元，实际拿到手的只有九千，另外一千元给黄卫革作了回扣。
贷一万元，黄卫革居然敢吃一千的回扣，这大大地让侯卫东开了眼。他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二姐侯小英对于贷款信心十足，同时明白了为什么同是机关工作人员，大部分工作人员只能穿六七十元一双的皮鞋，而基金会的人能穿三百元的皮鞋。
同一个镇政府，同一座小楼，里面的人却过着不同的日子。有句老话叫做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侯卫东读大学时对此还信了三分，如今活生生的现实让他清醒地认识到：“正是因为分工不同，才产生了高低贵贱之分。”
在侯卫东的坚持下，尽管困难重重，石场还是按时发放了二十三名村民的工资。准时得到工资，让村民喜出望外。杂交水稻推广以后，农村基本不缺粮食，不过普遍缺现金，每月四百五十元的收入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绝对是一笔数目可观的收入。
有一家夫妻俩同时在石场上班，一下拿到了九百块钱，小两口很高兴。他们买了猪头肉，又在自家的池搪里打了几条鱼，提到石场来，请侯卫东和曾宪刚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