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打工生活与爱情（连载八）
魏文馨哭了好几天，终于接受了花蕊的建议，但我一点不高兴。我感觉她不听我的听花蕊的，让我很没面子。到底她想嫁给谁？
面子之外，现实的问题也让我高兴不起来。魏文馨做过人流之后，身体一塌糊涂，老是不干净，几乎没办法上班。
我本来是想要花蕊陪她上医院的，我还没结婚，做这种事情觉得像做贼。这证明我本质上还是朴素的劳动人民。但是花蕊不肯。她说两个女的去医院动那种手术更像做贼，而且没有男人在旁边，说不定魏文馨会随时晕倒。她是魏文馨的知己，这么说一定有道理。
去医院的路上，魏文馨神情紧张，脸色前所未有的惨白，浑身发抖，一副待宰糕羊的样子。仿佛我是南美洲的土著酋长，就要把她交给大祭师去献给太阳神。
如果我是真正的职业文人，就会装得眼泪秧秧，大发一通“女人啊，你的名字是弱者”之类的感慨，然后把她扔进手术室，一个人跑去喝酒庆贺。
但我是个打工仔，行为不端，心肠刚硬。觉得既然生而为女人，就应该做好随时挨刀的准备。如同我们男人要做好随时挨骂的准备一样。
不过，话虽这么讲，看到一个曾经在我身下快乐地抖个不停的女孩如今在我身边害怕地抖个不停，也难免要生出一点恻隐之心，禁不住就要说出“不做了，我们回去结婚”之类的危险话语来。
还好，总算悬崖勒马，忍住了。
在手术室外等待时，魏文馨更是紧张，下意识地死死揪住我的衣服，一刻也没放松过。
魏文馨的恐惧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发挥到极至。她一步一步走进去，步履铿镪，神情庄严肃穆，如同赴火刑的圣女贞德。但是我想那些医生护士绝不肯承认自己是侵略者兼刽子手。
按魏文馨后来的话说，简直就像要死了一样。
有过这种恐怖的经验，就难怪她以后每次都要我戴套了。如果我要她用避孕药，她就非常担心，怕得要死，全无兴致。弄得我也跟着兴味索然。
前面已经说过，魏文馨手术后像个没补好的水壶，老是漏水。鉴于她以后有非常大的可能成为我的老婆，这次手术的结果令我颇不满意。我甚至怀疑医生因为我们是打工仔就特意把手术做得很马虎。当然这种怀疑毫无道理，非常无端。但是，这种自卑甚至自怜的心态，在打工仔中存在相当普遍。因为我们本就是极其弱势的一个群体，自卑或者自怜都属正常。
其实很可能是魏文馨体质弱。无论是谁，只要长年待在工厂里，体质都好不到哪里去。
不管是什么原因，总之魏文馨的身体成了这个鬼样子，如果继续让她每天上十个小时以上的班，吃大食堂的伙食，就等同于谋杀。
我的意思是干脆让她辞职回家去养一段时间。但是魏文馨不肯。我也不勉强。我估计她是担心一回家之后，我就去同别的女人好了。我们现在还没结婚，什么都不是，她不愿意冒这个险。
但是听了魏文馨对花蕊讲的话后，我就感到惭愧，觉得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魏文馨说我们迟早要结婚，她不想让我一个人去赚结婚的钱。
商量的结果是给她请二十天病假，在外边租间房子住下来，小锅小灶的，每天弄点合口味的东西吃，给我洗洗衣服，看看电视什么的。二十天之后要不要上班，看她的身体状况而定。我本来对这个主意持保留态度，因为这样一来，我和她就算正式同居了。在别人看来，跟结不结婚没什么差别。她铁定是我的老婆。但是她跟花蕊都赞成，二比一，我同不同意无关大局。
所谓“祸福难料”。我们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么做会导致我跟花蕊“私通”。
魏文馨在外边住着，心情愉悦，对我也加倍温柔。这女人确实是把居家过日子的好手，把一切都料理得井井有条。虽然只是一间小房子，但是里里外外干干净净，很有家的味道。尤其她烧得一手好菜，吃得我满嘴流油，舒畅无比。江时虎和花蕊自从吃过一次，食髓知味，隔三差五的往那里跑，安慰安慰自己清汤寡水的肠胃。特别是花蕊，只要有一点时间就会跑来，在旁边指手画脚，指点魏文馨炒菜。她炒菜的技术跟魏文馨搓麻将的技术旗鼓相当，所以时常给魏文馨从厨房赶出来。她也不以为忤，跑到外边大呼小叫的跟我们聊天。若非她晚上不在这里睡觉，我还以为自己成了阿拉伯酋长，娶两个老婆的那种。
有了这段时间的调养，魏文馨的身体渐渐变得好起来，脸色红润，胳膊腿上的肉多了一些，也不漏水了。我想二十天就能养成这个样子，要把一些想增肥的有钱人羡慕死。
后来魏文馨去上班，房子也没退。因为我们置办了一些用具，比如电视机、影碟机，还有桌子凳子柜子之类，退了房子没地方放。最关键的是，我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每天下班后冲个凉，往床上一躺，抽烟、看书看电视，其它什么事不用管，相当惬意。看来结婚后的生活也不是想象中那么糟糕，我的畏惧感大大地消退了。
这当然要归功于魏文馨。有时看着她小小的身影，忙进忙出，一副相当满足的样子，不禁生出几分怜爱之心，觉得应该好好待她，渐渐把暗恋花蕊的心淡了些。如果一直这么下去，我想我能证明自己是个好人了。
然而厂里的事还是那么烦心。老申这个家伙愈来愈变本加厉地“迫害”我。他认定我是吴主任最得力的臂膀，一心一意要把我砍掉。那时我已经不管保安，成了名副其实的宿舍组长。我加倍小心起来，也不干介绍人、偷换签呈这种勾当，免得授人以柄，让老申逮住机会打包我。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姓申的干不长久了，这是“最后的疯狂”。就像日本人一九四四年想要打通大陆交通线一样，注定要在贵州的崇山峻岭里碰得头破血流，留下遍野的尸体。
我有时实在郁闷无比，就找吴主任诉苦。如果是在他房间里，他就照例要拿出酒来（白酒，度数不高），让我喝一点（不敢喝多，怕被老申闻到酒气），拍着我的肩膀说：兄弟，再忍一忍。我听柳眉（厂长助理）说，厂长已经非常讨厌老申，正在向台湾汇报。我看不用多久，老申就该走路了。
吴主任的消息果然可靠。大约在一个多月后，老申被通知到会计课领薪资。
老申回到总务课跟吴主任移交工作，倒也没垂头丧气，依旧挺胸收腹，一颗小平头依旧昂着，只是态度和善多了。
大家都各做各的事，尽量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但是很难，都忍不住要时常去瞟一眼。毕竟，我们太希望这个人离开了，简直可以和伊拉克战争前美国人希望萨达姆离开伊拉克一样，心情迫切。如今美梦成真，其高兴的程度无法言喻。
倒是吴主任挺平静，保持着惯常的对主管的礼貌，甚至一再邀请老申去外边聚一聚，一起喝个酒，以作去思。
老申没大好意思应承。
我后来问吴主任是不是故意逗老申开心。吴主任说不是，他真想请老申喝酒。我就大惑不解。这不是有毛病吗？
然而吴主任说，之所以请老申喝酒，是想表明一种态度。表明我们跟主管关系融洽。让人家都知道我们是很大度的，这对处理跟今后总务主管的关系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