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6月底,新的一年已经过去一半,在过去的半年中,汉国政府除了在军事、政治、外交等方面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外,在直接涉及到国家总体实力的工业体系建设方面,也一直保持着极大的重视。

截止1889年上半年,本土官办工厂企业400家,民营私人企业2700余家,10人以上工厂企业一共3200多家,使用蒸汽机为动力的近代企业2100余家,工人总数60万、产业工人34万。

同一时期,日本十人以上工厂将近3000家,使用蒸汽动力670家,工人总数38万,产业工人17万。

大陆地区官办工业企业24家。私营工业企业100多家。近代产业工(不包括矿工)人约8万,其中上海3.6万人。约占产业工人总人数的一半。

总观三方工业发展,汉国、日本、清廷三方人口分别为1800万(1889年6月底数据)、4000万、3.7亿。

工业起步时间都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

而经过二十余年发展变迁后,三方工业发展的成果却呈现完全不同的景象。

先说日本一方,日本国内土地贫瘠、资源稀缺,虽然利用剥削本国廉价劳动力生产了一批初级工业商品,但是那些初级工业商品因为质量和机械成本原因,在与西方列强的贸易竞争中,完全处于不利地位。

初级工业产品获得不了期望的利润,同时又缺乏海外殖民地作为替代市场,为了持续本国的工业化进展,日本选择增加各项增加各项赋税、发展纺布、染织等轻工业的方式,获取工业发展所需的起步资本。(1895年之前,日本工业发展一直处于低水平、低规模状态,1895年之后,日本不仅获得了清廷赔偿的白银,更主要的是获得了大陆广袤的市场,和赔偿的白银相比,大陆地区为日本初级工业产品提供了广袤的工业市场,其价值比赔偿的白银对日本的发展,要高得多。)

其次,清廷方面,清廷政府为了增加自身实力、维持封建统治,同意部分省份兴办洋务、发展工业,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等国营企业皆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但是,不同于汉国政府管辖的国营企业,远东地区的国营企业不仅数量稀少,而且管理体制僵化、管理人员贪污腐败现象比之政府部门更有过之。

拿江南制造总局举例,主导企业管理的官员对近代工业技术一无所知,对企业发展丝毫不放在心上,只是把名下国营企业当做敛财的工具,根据汉国本土获得的情报显示,从1865年成立至1889年上半年总共二十余年时间内,江南制造总局的臃官数量由40余人增加至200余人,数量增长了五倍。

而且除去企业管理僵化、官员贪污腐败横行等因素外,工业发展体系不完备和清廷保守派官员的阻挠,也是导致大陆地区工业化半途而废的重要原因。

1889年上半年,大陆地区外购的工业原材料价格同比二十年前上涨百分之五十。(其中有官员腐败、勾结外商的原因。),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等国营企业因为工业原料上涨过快、西方国家商品竞争等原因,连续亏损,许多产业工人被企业官员开除,工厂效益连续下滑,而于此同时,清廷政府包括所谓洋务派官员对民间工业企业的限制,导致大陆地区各项工业行业皆被西方商人垄断,即便有少数一部分商人冒着风险,以外商的名义创立工业企业,也因为遭受清廷政府、外商、买办商人等三方势力的联合打压,难以发展壮大为全国性企业。

和大陆、日本相比,汉国人口最少,建国时间最短。但是同样也是因为建国时间最短,本土国民皆是来自不同地区的华人等原因,汉国政府得以在没有任何旧利益阶层的阻挠下,从一张白纸开始,规划本土的工业化发展道路。

建国初期,以农业、畜牧业为立国产业,利用本土广袤的拉普拉塔平原,大力发展农业、畜牧业,然后用农业、畜牧业发展获取的资金,投入到钢铁、新兴化学产业中,反哺本土工业发展。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汉国化工产业成长为新型技术产业,各种由本土研发、生产的优势化工产品,因为其不可替代性和质量、性能优越性,快速成为本土的又一项支柱型创收产业,被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区,为本土政府带来了不菲的财政收入。

畜牧业、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新型化工产业四项优势产业为本土带来源源不断的财政资金,然后本土政府在宏观规划的基础上,根据紧要程度不同,将这些资金投入到不同工业行业中。

四项优势产业反哺重工业,而像钢铁联合集团、江南纺织厂、汉国矿业公司、皇家造船厂、新京造船厂、长安机器局等高技术重工产业,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也为本土民间工业企业输送着越来越多的技术人才。

汉国钢铁联合集团、新京造船厂、兴和造船厂、皇家造船厂四家大型国营企业是汉国产业工人的最初培养中心。